中国法院网 1997年3月20日,农民张某与某肉联厂口头商定:由肉联厂将其两头黄牛宰杀,宰杀后按净得牛肉以每斤2元2角的价格进行结算,由肉联厂收购;牛头、牛皮、牛内脏归肉联厂,再由张某给付宰杀费7元,结算在5月1日进行。在宰杀过程中,肉联厂屠宰工人王某在一头牛的下水中发现牛黄70克,告知厂长。厂长决定将这些牛黄出售,得款2100元。张某于5月1日去肉联厂结算款项时,听到工人们议论此事,去厂长那儿证实后说,早知道牛下水中有牛黄,下水就不给你们了。但之后张某并未问过此事,直到1999年4月20日,张去肉联厂要2100元牛黄款被拒绝后,即向法院起诉。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被告已构成不当得利。理由是:原、被告的协议包括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劳务关系;二是买卖关系。原告并未将牛黄卖与被告,所以被告对牛黄的取得属非法占有,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物。基于原物出卖已不存在,应判决返还原物价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原告的行为构成重大误解。理由是:该案包括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买卖关系,但该买卖关系包含一个条件即被告将无偿取得牛头及内脏;另一个是劳务关系。在劳务关系中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问题,但在买卖关系中所有权的转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原告与被告口头协议后,原告将牛交付被告的行为同时包含了两种性质:一是委托被告杀牛;二是买卖中的交付,构成牛的所有权的转移。牛与牛黄是产出与被产出的关系,也就是原物与孳息的关系。原物所有权与其他权能分离时孳息归原物所有权人所有,在原物所有权已经转移后,孳息相应转移,可见被告占有牛黄有合法依据,所以不构成不当得利。而重大误解行为是指行为人因为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以及标的物的品质、质量、规模等错误认识使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该案中,原告在与被告协议时,并不知牛内脏中有牛黄存在,是对标的物的错误认识,所以应认定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强调误解人的责任,不当得利强调不当得利人的责任。重大误解行为人有撤销权,但受到时间限制,即从行为成立起1年内。本案中,原告在行为即是1年后行使撤销权,已不能产生撤销的效力,故应判决驳回原告讼诉请求。
被告人王某准备到一出租屋嫖娼甲女。刚好甲女不在屋中,甲的朋友乙女(成年人)独自在屋中闲坐。王某进入出租屋后见到乙女,以为乙女同意供给其嫖宿,即强行将乙女抱至床上,并脱去乙女的衣服,强行要与乙女发生性关系。乙女反抗,在反抗中她的头部因碰撞到墙壁而流血。乙女诈称自己来月经,央求王某不要她,并说:“你不要我,我把钱给你。”同时丢下一张一百元。王某见乙女头部流血,随拾起乙女丢下的一百元后离开现场。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主观上并没有想抢劫的动机,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抢走一百元钱的暴力行为,因此对其拿走一百元行为作为罪的情节考虑,对此都无异议;主要的争议在被告人罪的形态上,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存在未遂行为与中止行为,被告人王某犯罪未得逞的原因中,客观障碍应居于主导地位,且按照犯罪行为持续中不同形态的吸收,前面的犯罪未遂形态吸收后面的犯罪中止形态,因此,对被告人的行为认定为未遂。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王某前后的行为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告人王某已着手实施手段,但由于乙女不从并反抗,在反抗中头部因碰撞到墙壁而流血,使被告人未能继续实施行为,这是被告人王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其行为符合“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特征,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第二阶段是在乙女的央求并拿出一百元给王某作为一种交换条件的情况下,被告人没有继续实施行为,被告人主观上有一种占便宜的心态,在给个甜头即可放弃的情况下拿走了这一百元并离开现场,这是主动放弃的犯罪中止。被告人前一阶段的未遂行为与后一阶段的中止犯罪行为,在本案中均存在,按照犯罪持续中的不同形态的吸收,犯罪未遂吸收后面的犯罪中止形态,对被告人定为未遂犯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王某从进入到离开作案现场的整个过程,应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形态进行分析,本案的行为未得逞,虽然有被害人反抗、央求、给钱的情节,但被告人主动放弃犯罪应居于主导地位,应认定为中止。
从本案的具体案情分析,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开始时因乙女的反抗虽未完成,但在当时条件下王某仍有可能继续实施其犯罪行为。乙女的反抗、央求、给钱的行为不足以使其犯罪行为终止,至多只是被告人主动放弃犯罪的一个原因,而犯罪行为是否要继续实施完全是王某主观上的原因,王某主动离开现场完全符合中止犯成立的三个条件----及时性、自动性、彻底性。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特征,理应认定为犯罪中止。
本案的关键是将王某的行为完整地分析还是割裂开来分析,从客观上看,王某从进入到离开现场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形态,在乙女反抗、央求、给钱的情况下,王某如果仍然继续对乙女实施行为,在当时双方的力量强弱对比的条件下,王某行为完全可以得逞。如果将前后的行为割裂开来分析,自然会有前面的犯罪未遂吸收后面的犯罪中止等片面性认识。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本案犯罪未得逞的主客观因素都存在,且犯罪未得逞是客观障碍还是主观放弃之间很难分清主次,在认定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时,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
理由是:犯罪未遂与(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一样,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使犯罪被阻却在实行阶段的某一点上,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犯罪未得逞是否出于犯罪分子本人主观上的意愿。在犯罪中,当犯罪分子遇到了被害人的强烈反抗,致使犯罪分子客观上无法顺利实施行为,并因而被迫放弃的,才能认为是未遂;如果虽存在妨碍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客观障碍,但这些障碍尚不足以阻止犯罪分子继续其犯罪行为,而是犯罪分子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主动停止犯罪的,就应认定为犯罪中止。通常,我们把犯罪中止理解为“能达目的而不欲”,但司法实践中有时难以分清是否“能达目的”,也就是说在客观障碍和主观放弃之间难以分清谁主谁次,这就要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认定对被告人有利的犯罪形态。
所谓“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之罪刑法定原则所自然演生出来的一项准则,适用于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犯罪罪名及形态确定发生争议、难以绝对区分清楚时,倾向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的方向认定。尽管我国法律对这一准则未作明文规定,但这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固含之意,且为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普遍接受,因而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应积极加以适用。
就本案来说,在乙女不从、反抗、央求、给钱这一客观因素和王某是否自己主动放弃这一主观因素间就很难区分其主次,就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认定。我国刑法对于未遂犯及中止犯,作如下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从这两款规定中,我们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对犯罪中止的处罚明显轻于犯罪未遂。因此,在中止和未遂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故本案应依“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中止。
问:我是永川区来苏镇的鱼业养殖户,去年5月开始,鱼塘出现死鱼现象,后逐渐增多。今年8月鱼大批死亡,总计4990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万多元。经环境监测站检测,认定上游200米的养鸡场排污是致鱼死亡的直接原因,我现在可否要求该养鸡场赔偿?
答: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环境污染侵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因果关系的推定。受害人只需证明排污者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及自己受到了损失,并且侵权人的排污行为与自己的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养鸡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鱼塘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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